劉石泉，原名劉世恒，又名劉尚戎，化名曉聲。1913年5月l3日出生于云陽縣竹溪鄉（今人和鎮）劉家壩一個貧苦家庭。姊妹7人，父親早逝，隨叔父一起生活。1929年小學畢業后，考入云陽縣立初級中學（今云陽中學）學習。后因無學費輟學。1934年

秋，經人介紹，在雙江、高陽等

劉石泉 地教書，繼后在萬縣（今萬州區）豫章中學復學,1936年畢業。1937年經地下黨員余曉東（余國材）介紹，回到家鄉竹溪小學執教。

當時，正值“蘆溝橋事變”爆發，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嚴峻時刻。劉石泉懷著滿腔民族義憤和抗日熱情，回鄉后積極開展抗日救亡活動。

在學校里，無論是課堂還是操場，劉石泉經常給學生講解抗戰形勢，動員學生們參加到抗日救亡的行列中去。他還組織了“抗日救亡宣傳隊”走上社會，深入到鄉村和場鎮，張貼標語，舉行演講，演出抗日話劇，教唱救亡歌曲，激發群眾的抗日熱情。同時，還組織了“竹溪鄉學術研究會”(后改名“讀書會”)，募捐籌集經費，訂購了《新華日報》《解放》《全民抗戰》《戰時青年》等進步報刊，組織青年、吸引進步人士參加學習。在讀書會和民眾夜校里，他憤怒地控訴日本侵略軍的滔天罪行，大張旗鼓地宣傳黨的團結抗日主張，喚起民眾投身于抗戰洪流，并培養建立了一支抗日宣傳隊伍，使竹溪鄉的抗日救亡活動熱火朝天地開展起來。

1938年春，經中共云陽縣委委員余曉東介紹，劉石泉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。劉石泉入黨以后，刻苦鉆研馬列著作，如饑似渴地學習毛澤東關于農民運動的論述。這使他深刻地懂得革命必須奪取政權，以及中國革命運動中農民問題的重要性。他常向黨內同志講：“革命離不開農民，革命必須給農民帶來好處，農民才會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，舍生忘死地為之奮斗。農民在中國占絕大多數，有他們支持和參加革命，中國革命才會取得勝利”。他十分關心農民的利益，身體力行地從事農民運動。

下半年，劉石泉把竹溪鄉中心小學校附近的農民組織起來，成立了“農民互助會”。他提出了農民自救互助的主張，動員農民根據自身條件交納不同數量的股金，幫助入會農民解決燃眉之急。農忙時，還組織勞力換工互助。這個“互助會”從七八人，十多人，發展到近百人。劉石泉通過組織農民自救互助活動，密切了黨和農民群眾的聯系，為開展黨的活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。1938年初，國民黨云陽縣政府實施國民政府所謂的復興農村計劃。規定由國民黨鄉政權或縣參議員保薦并組織的“農村信用合作社”，可以向縣合作金庫貸款。劉石泉借此有利時機，爭取了統戰朋友劉鳳章(云陽縣參議員)的支持，將原組成的“農民互助會”改建為“劉家壩農村信用合作社”，為農民爭得貸款一千余塊銀元，及時地把這些筆錢發給百余戶入社的農民，使貧苦農民得到了實惠，解決了生產和生活的急需。

同年春夏之交，劉石泉為了更好地掩護黨的工作，便向黨組織提出了“打入國民黨基層政權，進行合法斗爭”的計劃。黨組織同意了他的意見，通過黨的統戰關系，劉石泉爭取到竹溪鄉第九保保長和竹溪鄉公所民政干事的職務。在他任職兩年多的時間里，利用合法身份，組織了農民武裝，掩護黨的工作，盡力保護了農民的利益。

194l年1月，“皖南事變”發生以后，國民黨反動派揮舞反革命屠刀，大肆捕殺共產黨員，云陽上空烏云翻滾。劉石泉在竹溪鄉一帶開展黨的活動，國民黨云陽當局早把他看成眼中釘、肉中刺，加之縣委委員冉貞淳叛變，他的處境十分危難。3月的一天，黨組織通知劉石泉“立即轉移!”當晚，連向親人告別的話都沒有來得及講一句，便乘著夜幕，離開了養育自己28個春秋的故鄉，化裝成闊商，乘上去重慶的輪船，踏上了新的征途。他相繼在重慶、巴縣、江北等地工作一段時間后，于1945年夏，受中共中央南方局派遣，去合川縣金子鄉開展農運工作。這里，有南方局先期派遣的以鄉長職務為掩護的地下黨員陳伯純，劉石泉到金子鄉后，通過陳伯純的關系，謀到了鄉民政干事的職務。他以合法身份為掩護，努力開辟新區工作。他對人熱情，態度和藹可親，力所能及地幫助群眾解決一些實際問題。金子鄉的群眾不論男女老少都親昵地叫他“劉師爺”。為了辦好農民夜校，他自編課本和教材，既以識字教學為主，又進行政治教育。培養農民運動積極分子，建立“農民協會”“三抗社(抗丁、抗糧、抗捐稅)”等群眾組織，“三抗隊”，把隊員分別編為彎刀隊、鐮刀隊和武工隊，開展反征兵，反征糧，反征稅的斗爭，以破壞國民黨反動派的兵源、糧源和財源。劉石泉心里揣著一團火，把金子鄉農民運動的革命烈火熊熊燃燒起來。

1948年8月，黨的川東臨委決定：在華鎣山地區的廣安、岳池、武勝、合川、渠縣等縣發動武裝起義。劉石泉擔任了西南民主聯軍川東游擊縱隊（時稱上川東）第七支隊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，同張蜀駿、楊奚勤等發動和領導了岳池伏龍起義。8月22日，3OO多名武裝起義人員，以及成千上萬的貧苦農民，在岳池走馬嶺舉行誓師大會。會上，劉石泉十分激動地說：“同志們，義旗已經高舉，我們要與敵人血戰到底，為解放全中國貢獻自己的力量。”當即，起義隊伍開到岳池伏龍街上，開倉濟貧。農民手提分得的糧食，熱淚盈眶地說：“華鎣山天亮了!”

幾天后，劉石泉又從合川蕭家、石龍等地帶來隊員60余人，起義隊伍增至4OO余人槍。隨后，第七支隊以佯攻縣城姿態，在各鄉迂回，壯大軍威，途中多次與警察、鄉丁交火。27日在渠河以西與岳池縣警察隊鏖戰中，一舉生擒警察12人，繳槍14支。敵人立即調集了省保安團、重慶內二警總隊以及附近幾個縣的反動武裝共一萬余人，對起義隊伍進行瘋狂圍剿。28日下午，劉石泉等率領隊伍在伏龍鄉劉家院子，正作攻打黑耳場的戰前動員時，被敵人包圍。游擊隊處在十分危急的情況下，劉石泉臨危不懼，鎮定自若地指揮隊伍突圍成功。因敵眾我寡，為保存這支革命力量，劉石泉等研究決定，隊伍化整為零，分散轉移隱蔽。起義失敗后，劉石泉轉移到國民黨軍、警、憲、特林立的重慶，肩負著組織成批同志轉移、解決衣食住行、安置社會職業等艱巨復雜而又十分危險的任務。當時，和劉石泉同時到達重慶的干部就有20多人，而且還有不少游擊隊員將陸續到達山城。但是能在重慶安置職業只是個別的，多數人要通過組織關系轉移到外地。在他們離開重慶之前，要解決吃住，離開重慶時還得提供足夠的路費。劉石泉把生死置之度外，經多方奔走，在重慶黨組織的關懷支持下，圓滿地完成了黨交給的任務。

1948年12月的一天。山城重慶濃霧彌漫，寒風凜冽。劉石泉赴約，去見由華鎣山轉移到重慶，安排在臨江門茶館作茶房的陳某。不料，陳已先期被捕叛變。當劉石泉剛步入茶館大門時，幾只烏黑的槍口對著他。敵人把劉石泉關押在石灰市監獄，賡即押到重慶行轅二處刑訊，特務對他進行嚴刑烤打，施以釘竹簽、坐老虎凳等酷刑，要他交出黨組織。他憑著長期從事白區斗爭的經驗，料定自己是被叛徒出賣。于是，劉石泉毫不含糊地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，斬釘截鐵地說：“組織情況屬于黨的機密，是不會講的!要打要殺隨你們的便!”劉石泉寧死不屈。敵人把他押到渣滓洞監獄。在獄中，他的言行堪稱難友們的楷模。難友們衣服破了，他幫助縫好；難友們病了，他千方百計地找藥；牢房臉盆壞了，他主動設法修理；洗水池、沖廁所，他總是走在前頭；難友們學習有困難，他耐心輔導；他自己的學習也從未間斷。同時，劉石泉把更多精力和時間，放在了如何使難友們早日沖出牢籠、策劃越獄和營救工作上。入獄不久，劉石泉就與難友們一起，對特務進行策反工作。他們采取區別對象，謹慎從事，指明前途，曉以大義，政治攻心，扶持貧困，資助經濟等多種辦法，促使特務從敵壘中分化出來，為難友所用。劉石泉通過策反對象，使獄中與重慶市地下黨組織的林向北等同志接通了聯系；經過策反對象，送出了由劉石泉組織繪制的渣滓洞監獄牢房地形圖。他以共產黨人鋼鐵般的意志，用手指甲在牢房墻壁上，一筆一劃地刻下了“獄中大事記”，記下了當局的殘暴和獄中的黑暗恐怖，以及革命志士的英勇斗爭史。多少個漫漫長夜，劉石泉輾轉反側，他在籌劃越獄計劃，為的是早日使同志們重見天日。劉石泉帶領難友們緊張地進行越獄準備……，正當劉石泉加緊越獄準備時，狡猾的敵人突然合并監舍，調換牢房。有組織、有準備的越獄計劃，未能實現。

1949年11月27日，人民解放軍威逼重慶，敵人在倉惶逃命時，發出了絕望的哀鳴，對囚禁在渣滓洞監獄的革命志士，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。劉石泉，這位英勇的共產主義戰士，同難友們一起高唱“國際歌”，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流盡了最后一滴血。時年36歲。

1950年2月，重慶市人民政府追認劉石泉為烈士。